*** 《中国陶瓷实录》作者王奇 ***
图一为宋饶州窑青（蓝）釉印缠枝牡丹纹曲卮，上方为碗样，下为手把子。称之“高足杯”者误，“高足”实当为手把，有时做成竹节状，美观又便于手握。
此为何器？《中国陶瓷史》等著作称之为“高足杯”，定为元代所创，近来又有人以为源自外域。笔者读《东京梦华录》后加以考证，方知皆误。此器称作“屈卮”或“曲卮”，由来已久，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饮酒文化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载“屈卮”，为宋徽宗生日天宁节（十月初十）时，宰执、宗室、百官入宫为徽宗上寿时所用酒器，文曰：“御筵酒盏皆屈卮，如菜碗样，而有手把子。”由此而知“曲卮”之形状，上方如菜碗，下方有手把子——即手把握之处，非高足也。又，《梦粱录·诸色杂货》列举南宋临安城走贩所卖货品名目，曰: “酒市急需：马盂、屈卮、滓斗、箸瓶。”由此亦知，屈卮为宋时常用酒器。
卮，《说文解字》曰 :“ 圜器也，一名觛，所以节饮食。”换而言之，卮为容量偏小的酒器，为节饮食而用，以戒滥饮。曲（“屈”通“曲”），《说文解字》 曰 :“ 象器曲受物之形。”
曲卮之用，可追溯至夏朝或更早。山东博物馆展出的陶质曲卮甚多，形式有两种。其一为大汶口类型白陶或赤陶曲卮，手把上有镂空，属于较早者；其二为山东龙山类型黑陶曲卮，精致修长，且样式较多，包括薄胎黑陶曲卮，年代当属夏朝，夏朝尚黑。浙江博物馆亦展出数件上古黑灰陶曲卮，盖亦属夏朝前后。
图二为白陶或赤陶曲卮，大汶口类型，年代为五帝时期或更早。
图三为黑陶曲卮，龙山类型，年代为夏朝。
夏朝黑陶曲卮出土甚多，盖有缘故。据《战国策·魏策》记载，仪狄作酒而美，大禹饮而甘之，曰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”，因而疏远仪狄。禹之孙太康在位时，沉迷于游猎、好乐饮，后羿阻拦其归国，史称“太康失国”，滥饮是其罪行之一。后羿废太康，立太康之弟仲康继位，仲康因执掌天地四时的羲氏、和氏沈乱于酒，荒废职责，令胤侯征羲和，而作《胤征》，载于《尚书》。可见，夏朝滥饮的问题比较严重，故圣王用曲卮作劝诫，此即文化也。
周朝以至秦汉，以玉卮为贵。《战国策》载：堂谿公谓昭候曰：“今有千金之玉卮而无当，可以盛水乎？”昭候曰：“不可。”“有瓦器而不漏，可以盛酒乎？”昭候曰：“可。”对曰：“夫瓦器，至贱也，不漏，可以盛酒。虽有千金之玉卮，至贵而无当，漏不可盛水，则人孰注浆哉？”此处所谓“玉卮而无当”（“当”通“挡”），是假设玉卮没有可挡的壁，便不可以盛酒水，即便贵值千金，倒还不如贱价的陶器有用。秦阿房宫遗址出土了一件玉卮，即此。《前汉书》载：未央宫成，汉高祖大宴诸侯、群臣，高祖奉玉卮为太上皇寿。
南北朝至隋唐间，曲卮逐渐盛行，盖因当时复古风潮所致（关于南北朝以及隋唐复古风潮，详见《中国陶瓷实录》）。隋朝李静训墓出土一件金屈卮，如下图。（唐）颜师古曰：”卮，饮酒圆器也。今尚有之。“唐至宋元间诗人咏金曲卮者甚多，如（唐）孟郊诗曰：“劝君金屈卮，勿谓朱颜酡。”（唐）李贺《浩歌》曰：“筝人劝我金屈卮，神血未凝身问谁？”（金）元好问《芳华怨》诗曰：“劝君满酌金屈卮，明日无花空折枝。”
图四为隋朝金曲卮，出土于西安城郊之李静训墓。
唐以后随着瓷器的流行，瓷屈卮增多。如印尼勿里洞沉船里载有数件巩县窑绿斑瓷曲卮，属于唐后期。宋元之际，饶州窑、龙泉窑、越窑、哥窑、磁州窑等皆烧造曲卮，尤以饶州窑及龙泉窑产出最多。
图五为南宋哥窑曲卮。
明朝景德镇御器厂沿袭其制，继续烧制曲卮，然明人称之为“靶杯”或“把杯”，皆俗称耳，如《妮古录》曰：“余于项元度家见哥窑八角把杯”，《博古要览》录有“（宣德窑）红鱼靶杯”、“（成化窑）五彩靶杯”。可惜，从此不再见“曲卮”之名。
酒，乃天赐美物，虽有滥饮之患，数千年间不曾禁（美国百年前曾经禁酒，行不通）。相反，中国所有重要场合必然有酒：祭祀天地必有酒，敬老之礼必有酒，宗庙（祭祖）之祭必有酒，结婚之礼必有酒，亲朋相聚必有酒……，此邹阳《酒赋》所谓“庶民以为欢，君子以为礼”也。当饮时而不饮，既不得其欢乐，亦属礼数不到。反之，若奢靡过度，重则误国，轻则害身。曲卮之用，在于中庸，恰如其分，故曰“以节饮食”，此中国之智慧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