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学者称,清宫画珐琅瓷器由欧洲传教士烧成。果然吗?《中国陶瓷实录》第415页-418页考证此说不实。如下:
珐琅,古称“佛郎”,原料与琉璃釉相仿,欧洲及西域回人用珐琅画饰铜
器、玻璃器。其工艺大致为 :先在铜器上涂一层珐琅地子(玻璃器可省去),然
后绘彩色珐琅画,画成后烘烧使固着。据故宫档案,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
间(1716—1720),造办处烧成了珐琅彩瓷器,精美极致。问题是:清廷珐琅彩瓷究竟由西洋人还是汉人烧成的?
清初,罗马天主教廷为换取清朝对传播其教的支持,不断派送具天文、数学、
绘画技能的传教士到清廷服务,著名者有南怀仁、郎世宁等。西洋传教士既要取宠于清帝,又需向罗马教会效忠,而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间又相互竞争。此外,
传教士们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,那就是在清宫的汉人,汉人在诸多领
域具备的才智直接威胁着传教士的存在价值。譬如钱塘人戴梓,擅长制
火器,发明了可连发火药铅丸二十八发的“连珠铳”,又兼擅天文、算法,曾参与
纂修《律吕正义》,南怀仁等传教士因此设法将其排挤出宫。珐琅彩本由西方传来,欧洲传教士本有先天优势,有人便断言清廷珐琅彩由传教士烧成,然而
事实并非如此。
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(Matteo Ripa)于康熙五十五年(1716)所写信中道:
“中国皇帝陛下被我们的欧洲珐琅所倾倒,曾试图通过一切手段将之引入造办
处……陛下命令郎世宁及我本人绘制珐琅器或彩釉器。由于我们每人都认为从
早到晚地居住在宫中,置身于一大群腐化人物中,肯定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奴役
行为,所以我们便婉言谢绝了,声称我们从未研究过这种艺术。”欧洲人不愿
劳作,便撒了个谎。
不久,造办处却出人意料地烧成了珐琅彩。传教士冯秉正(Joseph-Francois–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)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)在信笺中写到 :“他(倪天爵修士,Jean-Baptiste-Simon Gravereau)到达此地(清宫),所发现的第一件事,便是这里的人对珐琅彩或彩釉并非一无所知。事实上,我们可以说,奉陛下的诏令,五六年来,在那里(造办处)工作的中国人已取得了可观的进步。但倪天爵修士依然是他们的师傅。”①([ 法 ] 伯德莱著,耿昇译 《清宫洋画家》 . 济南 :山东画报出版社,2002 :133—134)由此看来,清宫珐琅彩由中国人烧成,而瓷器上画珐琅亦为中国人首创。
清廷能在短时间便烧成珐琅彩,实非偶然,一则因当时中国之科技、工艺水平远
远领先于世界;二则珐琅彩与琉璃釉、玻璃工艺一脉相承,康熙后期广州、
南京、苏州、扬州很可能已能造珐琅瓷器了,譬如康熙帝在内务府江宁(今南京)织造曹寅的奏折上朱批 :“近来你家差事甚多,如珐琅磁器之类。先还有旨意件数,到京之后,送至御前览完才烧。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,朕总不知。”曹家在
江宁或苏州奉旨烧制珐琅彩已有一段日子,所用瓷器由宫中拨给。此外,清朝档案显示 :雍正时造办处画珐琅人如张琦、邝丽南、林朝楷,由两广都督或广东巡抚保送入宫,说明广东出珐琅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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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图 16-5]清乾隆款珐琅彩夔龙耳扁瓶。瓶体为景 德镇瓷胎,罩白珐琅釉,釉面带“百圾碎”开片。 瓶两正面以珐琅彩绘花草和杂宝,花纹堆垛凸起; 四周铺锦地,加绘西番莲、蝙蝠。夔龙耳,施蓝珐琅。 足底阴刻“大清乾隆年制”篆书款,具有早期珐琅 瓷器特征。
清宫旧藏珐琅器带“康熙年制”款者,有铜胎、瓷胎、紫砂三种,种类有瓶、
碗、盘、盒等。所用瓷胎乃宫中所藏瓷器,甚至用了明朝永乐款白瓷,花样采
用传统官样,而珐琅材料则由罗马教廷或洋商提供,宫内设窑烧成。
雍正帝即位后,亲自监督珐琅彩的烧制,专令景德镇御器厂烧供白瓷器做
胎,珐琅原料也实现了国产化。朱家溍《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》考证清宫档案,
雍正六年(1728)造办处玻璃厂自炼成珐琅料九色种,大大丰富了珐琅彩的选色,部分珐琅供给景德镇御器厂。珐琅彩绘艺术更有突破,引入山水、花鸟、花石、楼阁界画及人物、诗文等题材,宫中画家唐英、传教士郎世宁等参与绘画或设计,尤注重于运用西洋画法,显示明暗色调、远近取景。
画珐琅人的来源 :其一,由地方官员推荐当地优秀工匠入宫,工资为每月
钱粮二两,后涨至五两 ;其二,令宫中画工转行画珐琅 ;其三,训练小太监,
做些较低等的活。凡手艺好、做工勤谨者,则酌情加赏钱粮,如南匠谭荣多次
受到雍正皇帝赞赏,获得免费官房居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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