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摘二

有学者称，清宫画珐琅瓷器由欧洲传教士烧成。果然吗？《中国陶瓷实录》第415页-418页考证此说不实。如下：

 

珐琅，古称“佛郎”，原料与琉璃釉相仿，欧洲及西域回人用珐琅画饰铜
器、玻璃器。其工艺大致为 ：先在铜器上涂一层珐琅地子（玻璃器可省去），然
后绘彩色珐琅画，画成后烘烧使固着。据故宫档案，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
间（1716—1720），造办处烧成了珐琅彩瓷器，精美极致。问题是：清廷珐琅彩瓷究竟由西洋人还是汉人烧成的？

清初，罗马天主教廷为换取清朝对传播其教的支持，不断派送具天文、数学、
绘画技能的传教士到清廷服务，著名者有南怀仁、郎世宁等。西洋传教士既要取宠于清帝，又需向罗马教会效忠，而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间又相互竞争。此外，
传教士们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，那就是在清宫的汉人，汉人在诸多领
域具备的才智直接威胁着传教士的存在价值。譬如钱塘人戴梓，擅长制
火器，发明了可连发火药铅丸二十八发的“连珠铳”，又兼擅天文、算法，曾参与
纂修《律吕正义》，南怀仁等传教士因此设法将其排挤出宫。珐琅彩本由西方传来，欧洲传教士本有先天优势，有人便断言清廷珐琅彩由传教士烧成，然而
事实并非如此。

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（Matteo Ripa）于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所写信中道：
“中国皇帝陛下被我们的欧洲珐琅所倾倒，曾试图通过一切手段将之引入造办
处……陛下命令郎世宁及我本人绘制珐琅器或彩釉器。由于我们每人都认为从
早到晚地居住在宫中，置身于一大群腐化人物中，肯定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奴役
行为，所以我们便婉言谢绝了，声称我们从未研究过这种艺术。”欧洲人不愿
劳作，便撒了个谎。

不久，造办处却出人意料地烧成了珐琅彩。传教士冯秉正（Joseph-Francois–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）于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在信笺中写到 ：“他（倪天爵修士，Jean-Baptiste-Simon Gravereau）到达此地（清宫），所发现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这里的人对珐琅彩或彩釉并非一无所知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奉陛下的诏令，五六年来，在那里（造办处）工作的中国人已取得了可观的进步。但倪天爵修士依然是他们的师傅。”①（[ 法 ] 伯德莱著，耿昇译 《清宫洋画家》 . 济南 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2 ：133—134）由此看来，清宫珐琅彩由中国人烧成，而瓷器上画珐琅亦为中国人首创。

清廷能在短时间便烧成珐琅彩，实非偶然，一则因当时中国之科技、工艺水平远
远领先于世界；二则珐琅彩与琉璃釉、玻璃工艺一脉相承，康熙后期广州、
南京、苏州、扬州很可能已能造珐琅瓷器了，譬如康熙帝在内务府江宁（今南京）织造曹寅的奏折上朱批 ：“近来你家差事甚多，如珐琅磁器之类。先还有旨意件数，到京之后，送至御前览完才烧。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，朕总不知。”曹家在
江宁或苏州奉旨烧制珐琅彩已有一段日子，所用瓷器由宫中拨给。此外，清朝档案显示 ：雍正时造办处画珐琅人如张琦、邝丽南、林朝楷，由两广都督或广东巡抚保送入宫，说明广东出珐琅艺人。

清宫旧藏珐琅器带“康熙年制”款者，有铜胎、瓷胎、紫砂三种，种类有瓶、
碗、盘、盒等。所用瓷胎乃宫中所藏瓷器，甚至用了明朝永乐款白瓷，花样采
用传统官样，而珐琅材料则由罗马教廷或洋商提供，宫内设窑烧成。
雍正帝即位后，亲自监督珐琅彩的烧制，专令景德镇御器厂烧供白瓷器做
胎，珐琅原料也实现了国产化。朱家溍《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》考证清宫档案，
雍正六年（1728）造办处玻璃厂自炼成珐琅料九色种，大大丰富了珐琅彩的选色，部分珐琅供给景德镇御器厂。珐琅彩绘艺术更有突破，引入山水、花鸟、花石、楼阁界画及人物、诗文等题材，宫中画家唐英、传教士郎世宁等参与绘画或设计，尤注重于运用西洋画法，显示明暗色调、远近取景。

画珐琅人的来源 ：其一，由地方官员推荐当地优秀工匠入宫，工资为每月
钱粮二两，后涨至五两 ；其二，令宫中画工转行画珐琅 ；其三，训练小太监，
做些较低等的活。凡手艺好、做工勤谨者，则酌情加赏钱粮，如南匠谭荣多次
受到雍正皇帝赞赏，获得免费官房居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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